台灣的咖啡與葡萄酒


這天一位多年不見的朋友來到店裡面,聊天中提到附近的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一家接一家的開,讓人聯想到台灣對咖啡與葡萄酒的接受度,以及消費的心態。


台灣引進咖啡種植的歷史可回溯至1884年被引進台灣。1902年起,日本開始有計畫的在台灣各地種植咖啡,如此便可減少對其他咖啡輸出國家的依賴,甚至有機會讓台灣咖啡成為外銷物品。日治時期「台北市大觀」一書中有許多影像紀錄昭和十年(1935)台北城內的九家咖啡館。昭和三年(1928)的「台北市六十餘町案內」中,記載有21家咖啡店的資訊,所以台灣人喝咖啡的歷史應可推溯到1920年代之前。

至於葡萄酒,雖然早在在荷蘭佔領台灣的時候,已有將葡萄酒帶入台灣,證據為鄭成功軍隊與荷蘭軍隊媾和條約內有提到葡萄酒。但實際上葡萄酒的文化進入民間,應該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,實施菸酒專賣,到佔領後期時已經確定有葡萄酒的販售(link)。

這兩種飲品的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消退許多,直到台灣經濟好轉進入消費時代之後(約為1970年代),咖啡店的文化才又開始復甦,但葡萄酒飲用文化的成長則緩慢許多,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啤酒(1975年,當時的台灣菸酒公賣局年產啤酒已有有超過2100萬打600ml的啤酒,詳情可參考台灣菸酒公司各啤酒廠資料)、米酒、高粱酒等已經佔據了消費市場。甚至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酒類進口後,威士忌與白蘭地都來參一腳,也不太有葡萄酒的空間。

在1996~2000的紅酒熱潮中,台灣的葡萄酒進口量大增,但後來也跌落得很慘。2000年之後才開始逐漸從盲目狂熱轉變為較為理性成熟的消費市場。2001年進口量約37萬箱,約3.367M公升,到了2011~2012,則差不多有15~16M公升的進口量。但烈酒當中,光是威士忌的年進口量就比這個數字來得大許多,啤酒更不用說了…。


Jürgen Habermas在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(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)一書中提出Bourgeois public sphere(中產階級公共領域)的概念。Habermas認為公共領域是源自於市民生活中理性辯論與公共空間的產生,源自十七世紀法國「文藝沙龍」、英國「咖啡館」、德國「餐桌社團」。進一步,Stallybrass & White認為咖啡館舉有異質空間特質,同時包含對烏托邦的想望,提供包含 resistance、transgression與liminality特質的空間給中產階級,作為對社會對抗的理性、秩序與娛樂享受的場所(或說是暫時逃避現實社會的理想空間)。台灣很少有咖啡店是只販售咖啡豆、器具,而不賣一杯一杯的咖啡;而葡萄酒則相反,鮮少店家是以販售單杯葡萄酒為主,不採零售或不用其他複和的方式經營(即便其他國家也是如此)。

在台灣,咖啡館對於市民比較類似於傳統亞洲茶館文化的空間,或者說是一種變形,但葡萄酒卻很難如此。飲用咖啡與葡萄酒最大的差異,在於「時間」與「參與者」,或者概念化(conceptualized)為「日常文化」。


新鮮的咖啡被沖煮出來後,幾乎馬上就進入了適合飲用的顛峰期,也許在半小時一小時之後,香氣與口感就開始衰退(至少不會有太多變化,張學友的歌詞中有舉證 XD 「已經淡了吧,多放些糖也很難有變化」)。但,葡萄酒呢?倒出一瓶即飲型的葡萄酒(比方說五六百塊的新世界紅酒),或許美好的賞味期跟咖啡差不多,但對於較為高價精緻的酒款(比方說一瓶勃根地一級園),享用的時間就要拉長許多。週間下午要離開公司在外頭開個會的上班族願意花這樣的時間嗎?週末假期看完展覽或逛街後的人們,需要的或許只是坐下來休息的地方…

咖啡在台灣花了三四十年的時光,才走到今日頭角崢嶸的光景,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。葡萄酒的飲用文化,也才起步十多個年頭而已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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